除了單純陳列素材本身，片中亦使用了許多不同質地顏料，並「塗抹」在各種檔案上，這是有意為之的嗎？
蔡：這其實也是源自我不想「摧毀」那些構成或留有爸爸形象的檔案，在嘗試了一陣子後，我決定轉向在影像上疊加新的東西。老實說，這個念頭從出現到實際執行的時候，我一直都沒有太明確的目的或想法，比較像是某種直覺的嘗試。
我有注意《現在是不是時候該將你放下了呢？》與 RE:ANIMA 有關，您在 Aalto University 的展覽「Once」中所關注的記憶、回憶等議題，也與新作主題異曲同工。想請您聊聊展覽與新作之間的關係。
蔡：雖然我前面提到《現在是不是時候該將你放下了呢？》是很久以前便有意製作的作品，但其實在密集創作期間，片子和展覽都是在一個比較大的創作計畫——也就是於 RE:ANIMA 求學時期展開的一個關於「記憶」的 research——底下進行的。因此，作品和展覽，以及其他短片或 VR 作品，並不能看作是獨立的作品，不論是在「Once」中展出的作品，或是《現在是不是時候該將你放下了呢？》，實際上是互相影響的「整體」。
這些作品之間沒有優先次序，在「Once」當中，我並不是「展出很多不同的作品」，相對，我一直覺得，展覽，或者說，那個展間本身，就是我的作品。作品與作品之間不斷地交錯，就像我在面對檔案時，也是在某種互相嘗試的狀態之下，才慢慢地摸索出一條路徑。
承上，RE:ANIMA 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學院，您也是首屆學員中唯一的台灣人。想請您分享在 RE:ANIMA 求學的經驗（課程、導師、展覽等），以及學院如何影響您。
蔡：RE:ANIMA是一個跨國的國際學程，除了我就讀的動畫學程外，也有許多不一樣的領域可供選擇。我們每個學期會換一個國家／學校上課，不同的學校也有著不同的器材可供使用，在學期間學生可以大量嘗試各種不同的技法或實驗。
我想 RE:ANIMA 影響我最深的，應該是大家對研究計畫的鼓勵吧。第一學期提案時，其實我很沒信心，心想誰會想看這種私人的作品，或是也擔心自己無法將自身感受到的事情傳達給別人。沒想到，學院的老師和同學們，尤其是後者，都不斷地鼓勵我。那個程度已經不是一兩次了，而是非常大量地，在這兩年間一直收到。如果沒有這些鼓勵，我可能很難堅持下去、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值得做的。
另一方面，時間，以及時間所創造的空間，也都非常關鍵。如果沒有繼續唸這個碩士，其實在平常有別的工作的前提下，我幾乎沒有辦法，也沒有力氣去處理這個非常牽動個人情感的主題。正是唸書的這段時間，讓我有了一個完整的空間去面對自己，並展開創作。
您提到「私人」，作品的「公共性」在台灣似乎一直都是個問題。
蔡：確實，我在台灣的時候的確會擔心是不是不能只做關於「自己」的作品，而其實在碩班第一學期時，我曾針對私人與公共性的問題進行短期的研究。當時我一直在想，究竟如何把私人的事物轉變為公眾，或是讓沒有經驗的人也能同理片中的情感。
而我的結論是，其實完全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也許不是「轉變」的有效性或「同理」如何發生，相對，我認為其實重點是要問自己，有沒有很真誠地表述你所感受到的種種。硬是將這些經驗和情感轉化成別種樣貌，或許未必有效。當你真的很誠懇地訴說自己的故事與感受時，大多數人其實都是可以感受到，甚至被感動的。這些故事未必要是非常「正當」、具有某種普世價值，或對人類有所貢獻的，那些真正觸動到你的遭遇，都是值得分享給大家的。
最後，在經歷了不一樣的學院訓練以及創作經驗後，能否分享影響創作或深深打動您的作品。
蔡：在進行與私人和記憶相關的研究時，我非常喜歡河瀨直美的《蝸牛》(Katatsumori，1994)，以及 Don Hertzfeldt 的《如此美好的一天》(It’s such a beautiful day，2012)。當時我非常執著在回憶與真實的關係，而這兩部片展示了處理這個關係的不同方法，對我幫助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