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年代是酒醉金迷的年代，對喬伊舒馬克 (Joel Schumacher) 來說更是如此，他在這 10 年執導的電影，全球總票房將近 12 億美金……他曾經誇口，這輩子睡過 2 萬個男人，那麼大概至少有 1 萬個床伴，是在他輝煌的 90 年代邂逅的。但是，90 年代不是對同志友善的年代，當時被稱作世紀之毒的愛滋病，如附骨之蛆一般糾纏著同性戀族群。他曾說過，自己應該是下一個。但是，30 年過去了，舒馬克沒有遭到愛滋的毒手，他在 6 月 22 日早上，以 80 歲高壽離世，死因來自平凡到無話可說的癌症──這種死法一點都不像他，實在太普通了。
喬舒馬克
90 年代的「好萊塢票房名導」喬伊舒馬克
舒馬克不甘平凡，不提別的，就拿剛剛提到的 90 年代舒馬克電影票房，你也能從中發現蹊蹺：9 部電影，12 億美金全球票房。理論上，一般風格穩健的導演，應該是 1 部電影賣出 1 億美金左右的票房。9 部電影票房排在一起，連起來應該是一條平緩上升的弧線，這代表導演的名號，逐漸被觀眾記住、認可、崇拜，最後看到他的名字就會進戲院。
《終極證人》。
但是，那是理論上，那是所謂「風格穩健」的導演才會這樣，而那太不「舒馬克」了：他有《終極證人》(The Client) 這種美國觀眾喜愛、外國觀眾無感的電影；他也有《城市英雄》(Falling Down) 這種所有觀眾都無感的電影（以後他們會後悔）；卻又拍了兩部非常投主流所好的蝙蝠俠電影；他讓仍有巨星魅力的凱吉當男主角，卻拍了一部意識形態上令人作嘔的《8 釐米》(8mm)，票房慘跌。
《8 釐米》。
1990 年，舒馬克拍了《別闖陰陽界》(Flatliners)，英文原名裡的「Flatline」，指的是人死後，心電圖曲線不再跳動，最終化成的一條平直線。但是舒馬克的電影人生並非如此，票房高高低低，評價起起伏伏。正如他永遠為愛滋病提心吊膽，卻又同時吸毒淫樂的 90 年代私生活，永不得安寧，卻又隨處能逢源。
《別闖陰陽界》。
好萊塢永遠都在尋找下一個希區考克，80年代「希老接班人」的頭號人選，是拍出《剃刀邊緣》(Dressed to Kill) 的布萊恩狄帕瑪 (Brian De Palma)，而 90 年代就是舒馬克。他的《別闖陰陽界》與《8 釐米》，乃至 2002 年的《絕命鈴聲》(Phone Booth)，都有濃厚的希區考克味。一樣都有奇峰迭起的驚奇、一樣都從外界神秘力量傾軋小人物的小蝦米鬥大鯨魚氛圍，逐步轉為個人內心的天人交戰；
《絕命鈴聲》。
但是舒馬克沒有在懸疑奇詭的方向上一路奔馳，他有時又像懷抱社會良心的薛尼盧梅 (Sidney Lumet)，拍了正直人物為弱勢底層發聲的《終極證人》與《殺戮時刻》(A Time to Kill)、還有擲地有聲的美國社會價值崩壞片《城市英雄》；然後，現在你以為舒馬克是仰望天光的良知份子，但是他又把兩部蝙蝠俠電影，拍成了宛如 90 年代紐約地下酒吧的同志深夜派對，繽紛十色、歡樂浮誇。
《殺戮時刻》。
我們無法定義史丹利庫柏力克 (Stanley Kubrick)，畢竟他每部電影的題材與調性都不太一樣；但是同理，我們也無法定義喬舒馬克，只不過庫柏力克經常被放在「偉大」的天平那一端，而舒馬克經常被放在「俗豔」的這一端。庫柏力克在每部電影裡都隱隱傳達他對人性的荒涼悵然，但我們很難在舒馬克的電影裡，找出什麼他畢生永恆不變的價值觀。我們找不到他一直想要微小吶喊但世所不容的真實心聲，這自然讓影評困擾，你好像在跟一團迷霧搏鬥，轉瞬眼前雕樑畫棟，轉瞬眼前又是一片白茫茫，什麼都沒有。
《城市英雄》。
大衛芬奇 (David Fincher) 是舒馬克的多年好友，但舒馬克永遠不會跟芬奇一樣被歸在「作者論導演」的章節裡。但是雖然他沒有信守恆常的思維，卻不代表這些舒馬克作品中沒有聲息相通的氛圍：沒有一部舒馬克作品會憤世嫉俗到令人髮指地步，卻沒有一部舒馬克作品不會帶點哀愁。
簡單說，舒馬克不是那種開車載著觀眾、然後閉上眼睛、用力踩下油門高喊
「FUCK YOU ALL！」
不顧一切衝下懸崖的放肆導演，他不像東尼史考特 (Tony Scott) 或是奧利佛史東 (Oliver Stone) 那樣永遠怒髮衝冠；他也不是史匹柏或是羅勃辛密克斯 (Robert Zemeckis) 那種永懷樂觀的導演，就算電影主角一路吃土，最終他總會得到香吻──就算在最荒唐無稽的《蝙蝠俠 4：急凍人》(Batman & Robin) 裡，他也讓不擇手段拯救愛妻的急凍人，到最後都無法再見她一面。
《蝙蝠俠 4：急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