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的恐怖文學改編電影裡，《在黑暗中說的鬼故事》(Scary Stories to Tell in the Dark) 是個令人驚嘆的異數。它徹底地背離原著，卻分毫不差地重現原作的精髓，也證明了導演安德烈艾弗道夫 (André Øvredal) 及監製吉勒摩戴托羅 (Guillermo Del Toro) 的慧眼獨具。
由阿爾文施瓦茨 (Alvin Schwartz) 編纂的這份恐怖故事集並沒有固定的主題或核心，艾弗道夫與戴托羅大可遵循原作架構，將它翻拍成零散故事的選集，但兩人卻用全新的故事串連書中的篇章，重新講述一則探討「故事」與「讀者」共生關係的黑暗寓言。
忠於原作更有別於原作的《在黑暗中說的鬼故事》
艾弗道夫的前作《驗屍官》(The Autopsy of Jane Doe) 讓一具神祕遺體，化為見證殘暴人性的肉身之書，引導主角拆解女巫審判的黑暗歷史。這回，他延續《驗屍官》以小見大的架構，一面檢視原著收錄的古老怪談，一面以借古喻今的手法，來探索這些故事誕生的時空背景。
這可以解釋電影為何將時間設在 1968 年，而非原著發行的 1980 年。
1968 年的美國瀰漫著強烈的恐懼與焦慮，尼克森總統的政治旋風橫掃全美、騎虎難下的越戰局勢令人不安，種族衝突更層出不窮。在此同時，《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的賣座引爆新生代的恐怖電影浪潮，讓觀眾透過尖叫與嘶吼，抒發對時局的懷疑及憤怒。
這些不穩定的因子，都是恐怖故事成長茁壯的沃土。女主角史黛拉 (Stella) 愛好恐怖作品，她的日常生活不但反映六零年代的美國眾生相，也是活生生的恐怖文化史。當她在古宅發現莎拉貝羅 (Sarah Bellows) 留下的恐怖故事手稿，並喚醒故事中的怪物時，我們毫不意外地發現，即使相隔一世紀，讓莎拉在恨意中寫下這些故事的大環境，跟史黛拉身處的混亂世界，似乎並無不同，仍然充滿不公、褊狹、恐懼及暴戾的氛圍。
就像將古老傳說介紹給讀者的施瓦茨，貝羅也成了恐怖故事的引路人。她讓滯伏的黑暗故事傾巢而出、將自己與周遭的人變成故事的一環，並迫使史黛拉與朋友以親身體驗的方式「閱讀」貝羅筆下的文字。另一方面，這些故事在嚇人之餘，卻也與它們的「讀者」一拍即合，宛如當年的讀者對施瓦茨的文字又愛又恨的複雜情感。
艾弗道夫與戴托羅合力打造警世的黑暗寓言
《在黑暗中說的鬼故事》片中，史黛拉與貝羅皆是無知及偏見的受害者。史黛拉為怨靈貝羅的故事劃下句點後，也取代她成為新的說書人。逃兵雷蒙想遠離越戰的陰影，代表死亡恐懼的咆哮人卻不肯放過他。小鎮惡霸湯米變成自己欺凌的對象，而女孩露絲則發現危機潛藏在亮麗的外表之下。
這些人「閱讀」的恐怖怪談中，有的用來懲戒、有的給予警告，也有的能撥亂反正。唯有找到呼應自身恐懼的故事，他們才能以毒攻毒，利用故事淨化自己的心魔。恐怖故事的這種「震撼療法」，正說明了我們對此樂此不疲的理由之一。
艾弗道夫讓不熟悉《在黑暗中說的鬼故事》的人領略恐怖故事的時代意義及功能，熱愛原著與恐怖文本的戴托羅，則憑藉豐富的想像力與影像魅力，讓忠實讀者再一次愛上這套恐怖故事集。戴托羅不僅重現風格強烈的故事插圖，還賦予它們獨立的個性，讓這些黑暗化身成為片中真正的主角。
無論你是否想像過畫作動起來的模樣，本片在美術設計及攝影上的巧思，足以說服最挑剔的書迷。更令人咋舌的是，本片竟然還原了繪者史蒂芬甘梅爾的暈染筆觸及明暗對比。當巨大的「蒼白女」在燈光下現身的那一刻，她引發的震撼效果，絕對令人屏氣凝神。
在故事與場景的小細節上，對大眾文化所知甚詳的戴托羅也沒有放過讓影迷尋寶的機會。舉凡是角色對白、萬聖節扮裝、史黛拉的房間，或鎮上的細微角落，都充滿對老式恐怖片的懷念與致意。
《在黑暗中說的鬼故事》不僅是改編電影，更是艾弗道夫與戴托羅精心張羅的華麗盛宴。每位恐怖愛好者在享受刺激的冒險故事之餘，或許也會回想起第一次接觸恐怖作品時，從坐立不安到充滿熱情的心路歷程。這股熱情讓本片打破改編電影的桎梏，也為恐怖文學電影立下全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