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或許是台灣社會最容易被貼上標籤、最快被剝去人性色彩的群體。在人人喊打的「該死」聲浪中，我們習慣性地遺忘了一件事：每個死刑犯，都曾是某個家庭眼中的「孩子」。
2020 年推出的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由李家驊導演掌鏡， 並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入圍的肯定，2006 年李家驊曾以個人經驗為題的《25歲，國小二年級》獲得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新人獎，後續也有《起點》與《我無罪，我是鄭性澤》等作品，表達對司法議題的關注。
《25歲，國小二年級》
從堅定支持死刑到態度轉變
拍攝《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起心動念，其實源於導演自身的轉變。2008年，李家驊參與《島國殺人紀事》的拍攝工作，這段經歷徹底改變他對死刑的看法。一位曾經堅定支持死刑的創作者，在深入了解司法實況後，開始思考更深層的社會課題。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訪談共耗時六年，導演曾陸續和四五十個人見過面，親自訪問死刑犯本人、相關當事人、法官律師等，最終以三個死刑案件作為切入點，導演視角並非只停留在這些駭人聽聞的案件本身，而是透過與加害者家屬、律師和廢死聯盟工作者的訪談，帶出台灣社會關於死刑存廢爭論的其他思考。
片中探討的三個死刑案件分別是：死刑犯A，殺害好友後勒贖；死刑犯陳昱安，砍殺父親111刀；死刑犯鄭捷，於捷運上隨機殺人。
透過他們的故事，導演試圖揭示在「該死」與「不該死」的二元對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能的思考空間。片中最動人之處，在於它不只呈現死刑犯的故事，更深入探討這些加害人家屬所承受的無形之痛。當「死刑犯」的標籤貼上，不只犯罪者本身成為社會的棄子，他們的至親也必須背負難以言說的重擔。
片中呈現了三種截然不同的家屬態度：死刑犯 A 的母親堅持每週探監兩次，用無條件的愛守護著犯下重罪的兒子、陳昱安的母親則徹底否定了兒子、及在排山倒海的社會壓力下不知所措的鄭捷父母。「死刑犯的家屬」，彷彿也成了另一種無形的死刑，在輿論中受著無止盡的折磨。而這三種態度，某種程度也反映台灣社會對死刑的三種想像：有人想救、有人盼死、有人不知如何是好。
為了呈現更全面的視角，李家驊特地邀請了冤案受害者蘇建和，以及《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王赦」律師角色原型黃致豪等人接受訪談。這些不同立場的受訪者，共同編織出台灣現代死刑議題的複雜面貌，也引出對現行體制的叩問。
片中另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是鄭捷父母在捷運站外下跪道歉的三分鐘畫面，路人的謾罵聲此起彼落，滔天而來的千夫所指，在「殺人償命」的正義呼聲背後，我們是否也能為那些被噤聲的人們，留下一個傾聽的空間？
每當重大社會案件發生，人們總急於將當事人貼上標籤，給出非黑即白的答案。然而，李家驊的鏡頭告訴我們：審判不應只是一個絕對的終點。《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並非為死刑犯開脫，而是試圖在憤怒與復仇之外，為社會打開一扇理性對話的窗——當我們放下成見，或許能在極端暴力背後，找到通往更深層理解的可能。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目前已在 Netflix 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