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描述 1868 年戊戌戰爭時，曾有奧羽越列藩同盟與位於新瀉的新政府軍展開掠奪之戰。不只是兩方的土地之爭，更有以新瀉的新發田地區的藩，佔領下越地區為想從中得到好處，參與這場反叛之戰。新發田的領主決定將當地的罪犯以「除罪」的名義，派其在渡口防守其他兵軍入侵。罪犯們加上新發田底下的武士以及劍道場的掌門人，在亂世之下以小人物之姿，展現武士精神的迷人與振奮。
遲來的生命成為一記先鋒，將活著與死亡的傲慢成為面對時代的責任。
藉由勞動與時間的提問，才能尋得「為什麼活著」的苦痛與愉悅
白石和彌將沖萬丁的歷史同名小說改編成電影，其中引人注目的不單是白石自身，還有提出企畫的笠原和夫。笠原曾為稱霸日本電影黃金期的東映，打造日本版的「教父」系列作品《無仁義之戰》。但是 1964 年笠原構思《十一人賊軍》企畫時，則被「集團式暴亂無新意」為由貿然拒絕。這將近 350 多頁企畫不被採用的憤怒，後來於他的自傳《昭和の劇 映画脚本家 笠原和夫》被提及。白石和彌在本書看到這段往事，他也曾被笠原和夫啟發，決定完成這部作品外，一方面也是過去師事若松孝二的過程裡，對於與時代抗戰的群像，抱持的浪漫與敬畏情懷。
若是仔細觀看這部《十一人賊軍》，從開頭便察覺不同於既往的時代劇流派，而是將歷史的大與人物的小並置，沒有英雄式的悲劇或是時代新星，死亡所帶來的神秘也不復存在。所有人物的心境與社會的現實，在白石和彌的眼裡坦白如一，所謂的「啟蒙」不過是倖存與赴死的雙向交會罷了。滿心期待除罪後能重獲自由的罪犯與揹起責任的武士及道場場主，接受時代給予生命的苦痛，在極盡所能的溝通下，試圖解讀生命的道德和去向。無論在笠原和夫的企劃裡，或是白石和彌的意識形態，並未糾正或是質疑這些人的選擇，而是對生存抱持的悔恨之心，以刀劍進入身軀的血與四散的肉塊展現「活著」的真實。
群體抗爭的樣貌，成為當代探討生存疑問的一道靈光
新政府軍與藩主間的交易，到下令堅守渡口的家老打著陰險的算盤，都無法抹滅不斷失去生存意義的悲劇小人物，展現靈動的個體之姿。於是「賊軍」這一群體之稱，成了安然的棲身之處。藉由各個不同性格的人物，逐步串聯起歷史忽略的樣貌，他們留存於記憶裡的靈魂，在回望現實的今日，也將一直存活下去。縱然這段史實終究會成為口耳相傳的曾經，不過白石的溫柔讓歷史推進下絕對會被遺忘的「名字」一一列出，他們不再是無名之徒，所有的聲音都足以從銀幕傳達到現實。電影結束之後，他們在觀者的生命裡成為存活的動力。從犯下罪刑的罪犯，觀者望見的並非分門別類的批判，而是在不得不的逼迫裡構築對社會的反叛；相同地，選擇拔刀戰鬥的武士們，從折損的恐懼裡脫身，讓生存的巨大痛感轉為他人對其的理解和認同。
狂暴之龍與菩薩之心相互纏繞，是一絲光亮之人相互拉著彼此的佳話
白石和彌作為一個社會派且不畏限制的導演，在諸多作品後再度藉由《十一人賊軍》重述「以電影作為對抗社會武器」的信念。白石以撼動賊軍信念的罪犯政，揭示菩薩抱龍的刺青意義。「龍與菩薩」作為群像符號，揭露他們狂暴性格下的慈悲心，更不輕易粉飾生命裡的過錯，面對必然到來的命運，使出如龍般的矯健與勇氣。這場歷史性的「無仁義之戰」巧妙呼應白石所言：
「事實上邪惡並非真正存在，有的是正義與另一種正義。」
也為刺青給予最佳註解。
時序縱然在 1868 年的日本，可是對抗社會的「反骨精神」成為當代迷失之人的一則絮語。現實依然殘酷且不留餘地的在各處喧囂，但也正因為是白石和彌，從影像擴大至觀者的人生裡留下「現實中真正的殘酷」。《十一人賊軍》就是如此血淋淋又活生生地站在我們面前，肅穆凜然的模樣，使人深深著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