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徐佑德
公視今年的時代旗艦大劇《聽海湧》，時空背景將觀眾帶到 1945 年二戰後的婆羅洲，揭開不為人知的台灣歷史獨特篇章：臺籍日本兵的血淚故事。其實光是「臺籍日本兵」這個名詞本身，都蘊含著複雜的政治力，因為 1945 年之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當時的臺灣人都是日本籍，所以才會被日本帝國徵召上戰場，「臺籍日本兵」本身就是一個不那麼精確的說法，卻道盡這群「台裔日本兵」或「日籍臺灣兵」夾縫中的特殊身分。
他們未必認同日本帝國主義甚至未必是皇民，他們只是一群在二戰末期日本缺軍力時被迫或被利誘上了戰場的殖民地子民，卻還得在二戰後承擔戰敗國的責任–即使戰後「光復」，他們的身分理論上變成了中華民國籍，但痛恨日本兵、打了八年抗戰的中華民國國軍和國民又怎能把他們當成「自己人」？不，太難了，甚至連承認他們曾經的日本籍都好難，以至於「臺籍日本兵」這個說法，當時還不曾存在的「臺籍」，變成一個共同可以接受、似乎沒那麼難以接受的共同名詞。
所以在進入《聽海湧》劇集之前，我們需要先花一些篇幅去談，「臺籍日本兵」（更正確的說法確實可能是「台裔日本兵」或「日籍臺灣兵」）這個題材的特殊性與這個題目本身充滿的在地性和戲劇性。
《聽海湧》的時空回到二戰結束時的「亞細亞孤兒」特殊現場
由於戰後台灣「光復」，回到中華民國國籍，台灣人戰後讀的一直是中華民國歷史，我們跟著中華民國視角，讀到的二戰歷史是國民黨軍隊勇敢抗日八年，最終得以收復臺灣「失土」。但我們從來不能輕易提起的是，1895 年之後從清廷被割讓給日本的臺灣，在 1945 年之前，就是紮紮實實地當了 50 年的日本人，畢竟「中」日之間似有血海深仇，戰後臺灣人和臺灣作家都要一夕閉口忘記自己的母語之一可能是日語，要一夕學會中華民國的「國語」。
黃英哲教授曾直接以「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來定義中華民國接管臺灣後的最重要文化政治政策，從臺北的政治建築實體操作，更可以肉眼見到這個過程，諸如把日本公會堂變成「中山」堂；把日本神社直接變成中華式建築的「圓山大飯店」。
這些戰前戰後的「抓馬」轉折，正是《聽海湧》重要的舞台背景：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參戰，日本戰況每下愈況，從盛轉衰，隨著二戰情勢江河日下，隨著美國轟炸造成大量的軍力死亡，日本從 1942 年開始徵召殖民地青年到南洋當兵（不久的後來更出現神風特攻隊這樣的瘋狂戰術），作為沒辦法跟政府協商抗議的殖民地人民，臺灣家庭和青年就算並不見得認同日本帝國主義，也只能被迫被送到一場跟自己某種程度上無關的戰爭之中。
更諷刺的是，其實日本政府也不真心信任這些殖民地人民，所以他們往往也不被放到戰爭前線，絕大多數臺籍日本兵都是被送到需要人力的「後勤」場地，最多人就是被放到戰俘營去監管外國戰俘，而他們沒想到的是這竟然奠下他們戰後的悲慘遭遇：許多臺籍日本兵在戰爭結束後，即使沒有在戰場上戰死，卻在戰爭法庭上一一被送上絞刑台，成為戰後戰勝國出氣的受氣包，多少青年無辜地在那個結構性狀況下冤死異鄉。
戰時，處於軍隊最底層的殖民地人民台灣兵，他們只能聽從（甚至更加順從）日本上級的命令去懲罰甚至虐待戰俘，不然他們自己的命運恐怕不會比戰俘好到哪裡去，完全就是一個弱弱相殘的悲劇。但在戰後因為這些戰俘都是戰勝國的人民，加上歐美對虐待戰俘是極其不齒的行為，戰俘們在戰爭法庭上對戰俘營的台灣兵指證歷歷，而這些臺灣兵從法庭內到法庭外都徹底成了孤兒，對日本律師來說他們已經不是本國國民，我幹嘛為他們辯護，對於戰勝國中華民國來說這是一群剛為了日本跟我們對立打仗的日本皇民，我恨都來不及了還要救？他們就成為政治力量夾縫中的犧牲品，許多臺灣兵就算挺過了戰爭，卻死在戰後的絞刑台上，他們的冤屈無處可訴，無人願聽。而他們的悲劇，其實也是一個世紀以來，台灣面臨的國族困境和身分認同問題，我們到底是哪裡人？任強權說了算，卻沒有人要聽我們自己的聲音。
《聽海湧》田調的紮實與多元視角的紛陳敘事策略：從二戰的邊緣視角發聲
講述完真實歷史，就會明白《聽海湧》劇集的歷史田調之紮實，跟編導多想把歷史的沉痛與荒謬細節都放進劇中，劇中透過其實並非真兄弟的「新海三兄弟」視角看到台灣人實際在軍隊中格格不入的狀況，不管自我認同是否認同日本天皇，他們都在一個不斷需要被迫表態「效忠」的狀態之中。
除了台灣以外，劇本的設計刻意讓日本律師、澳洲檢察官、歐美戰俘、中國領事各有發聲的角度，多元化的視角紛陳，折射出這段歷史的複雜，跟每個人在其間不同的看法與立場，在日本律師團中的渡邊律師（松大航也飾）更是邊緣中的邊緣，作為菜鳥律師他對於律師團只想保護日本軍官、犧牲台灣兵的作法無法苟同，他成為自己團隊的雙重邊緣，但他的意見卻無足輕重；作為「新海三兄弟」最幼小的新海木德，年紀小、瘦弱、心智極不成熟，才15歲就被丟上戰場的他連話都說不好，卻成為最無法迴避的幫兇。劇本的敘事策略，一再以這樣的狀況去講述每個人、每個角色在其中的邊緣與無能為力，這是相當別致的設計。
而在拍攝執行上，就別說這有多難了。台灣的演員要接受語言訓練，重新回到戰前只會講日語和台語的狀況，各國的演員需要各自有道地的日本、澳洲、歐美各地口音與人種樣貌，甚至還有婆羅州當地口音與原住民；全劇80%在高雄拍，卻要拍出 1945 年時南洋婆羅洲的風貌，在在都需要紮實的田調與前製充足的訓練，全片的製作水準和影像質感相當高，完全是電影規格的拍攝模式，這在產業升級上每個產業鏈可以說都操作過了一次。
選角上，只談日本律師團就知道這齣戲找演員有多難，馬場克樹是前日本外交人員現在留在台灣生活、岡本孝是在台灣發展的日本演員、松大航也是從日本請來的道地外籍日本演員，光是一個團隊組成來源都各自不同，就可以理解各部分的演員找齊有多難；即使如施名帥、黃冠智這些台灣演員，也都要因應演員背景設定重新學習口音、日語和英語，全劇下的心血確實歷歷可見。
而過去二戰的歷史多由美日強權書寫，《聽海湧》跟上了《軍艦島》、《夕霧花園》的路線嘗試從邊緣發聲，這也是世界影壇需要的新型態二戰議題敘事，希望《聽海湧》能夠剪成一個三小時的電影版本，相信更能流通到國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