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亞洲日舞影展】怪談、實驗、恐怖劇場:專訪手塚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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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視覺文化研究室 張晉瑋

近年以《怪醫黑傑克》(ブラック・ジャック,2004-2006)、《手塚治虫迷幻少女》(Tezuka’s Barbara, 2019) 為人所知的手塚真,仿若繼承父親手塚治虫的創作路徑,將其原先置入電影概念的漫畫創作,進一步推展至動態影像領域。不過,在這些改編中,手塚真並非照本宣科,而是提煉閱讀原作之感,並將此番經驗轉化至影像創作。因而,觀眾得以在《怪醫黑傑克》中瞥見與原作不同的敘事張力;同時,亦可在《手塚治虫迷幻少女》找出異於《迷幻少女》(ばるぼら,1973-1974)的迷幻語彙。

有趣的是,慣見於手塚真晚期創作的詭譎質地,和其生涯早期的創作嘗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自高中時期便拿起攝影機的他,曾醉心恐怖與超自然題材,藉由移植好萊塢的影像構成策略,為彼時日本帶來另類的音像創作實踐。以此為引,本文邀請手塚真回到生涯初期,分享其與電影的邂逅、學生時代的創作與反動,及其殊異之「改編」與「致敬」觀點。

 

Q: 首先,請分享你接觸電影並決定拿起攝影機創作的契機。

手塚真:自幼我便非常熱衷電影,甚至,小學時期便已萌生成為導演的想法。猶記八歲時,父親曾帶我至戲院欣賞《2001 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這部作品對孩童來說或許過於艱深,當時我也不太清楚作品的敘事走向;然而,即便如此,這部片仍帶來劇烈衝擊——這種感受,好似其實未必需要理解電影,而是被音像托起,身心皆漂浮在某個空間中。在那個當下,我便深深愛上電影,而其可謂我對動態影像的「心源初悟」(原体験)

可惜的是,就讀高中前,我一直沒有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因而遲遲未展開創作。直到加入成蹊高中電影研究社(成蹊高校映画研究部),終於結識諸多熱愛電影的同儕與朋友,最初的創作也在此時展開。

《2001 太空漫遊》。

《2001 太空漫遊》

 

Q: 創作初期,你曾製作一批較少被關注,關於恐怖、超自然主題的短篇作品。請分享想要拍攝這些主題的緣由,以及當時拍攝與製作的情形。

小時候,我非常喜歡國外(西方)的恐怖與科幻片,也想製作相似類型的作品。後來,實際成為創作者、進入電影製作過程時,我發現這些電影其實甚少著墨於描述現實生活的狀態,反而致力於創造某種超現實的事件或情狀。這與當時主流電影處理的議題恰恰相反,而我認為成為一位「反其道」的導演或許不賴,聚焦現實之外的種種奇想,也是充滿潛力且迷人的。

 

Q: 你在成蹊高校時期拍攝的短片《HIGH-SCHOOL-TERROR》(1979),似乎受到風靡日本的「校園怪談」(学校の怪談)系列影響。當時日本的電影或動態影像圈瀰漫著何種風氣?

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並不是我受到「校園怪談」系列的影響,而是拍完《HIGH-SCHOOL-TERROR》並公開放映,一些人看完後欣賞我的作品,並於日後開始從事類似的創作,所謂的「校園怪談」系列才慢慢浮現。當然,還有另個時代因素是,彼時日本並沒有太多娛樂向的作品,遑論恐怖電影;當時,我們與其他高中電影圈的創作者,效法好萊塢經典作品而拍攝的片子,反而成為少數的娛樂向作品。不過,這並不是說,我就是那個引領日本電影發展並改變走向的關鍵人物;而是或許在那個環境下,我與其他夥伴所做的一些創作嘗試,確實挹注至整個生態中,並使其產生些微變化。

到了大學時期,我曾在日本電視台製作「恐怖劇場」(ホラーシアター)系列,其為本地首次於節目中使用「恐怖」(ホラー)為標題的節目。參與該節目的工作夥伴們,日後亦紛紛投入拍攝與製作恐怖作品,並掀起了一陣日本恐怖作品風潮。可惜的是,後來我對此類型的興趣不如以往,因而沒有繼續和這些夥伴共同創作。如今回首,我還是有點後悔自己沒有繼續拍攝相關題材(笑)。

《HIGH-SCHOOL-TERROR》。

《HIGH-SCHOOL-TERROR》

 

Q: 早期作品中,時常出現「致敬」的橋段,能否談談這個部分?

這與我熱愛好萊塢並時常欣賞相關電影的經驗有關,其中,我特別喜歡史蒂芬.史匹柏 (Steven Spielberg) 並深受他的影響。他的作品帶給我很多啟發,也時常讓我沈浸在他所建構的世界中。我曾在《UNK》(1979) 致敬《第三類接觸》(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1977),也是因為當時剛看完史匹柏的作品,才想著在接下來的創作中向他致意。

 

Q: 你提到《UNK》,讓我想到,包括該作在內,你早期的作品有著強烈的實驗傾向。當時你曾想成為一位實驗電影導演嗎?

其實,這與我的觀影經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除了剛剛提到的好萊塢,我也非常熱愛早期電影作品。眾所皆知,電影發明之初,影人很快分為兩派,分別是寫實主義與形式主義;其中,我特別鍾愛梅里葉 (Georges Méliès) 於作品中進行的種種實驗。同時,即便其與後來好萊塢發展出的敘事語彙有著天壤之別,但我認為二者之間,始終存在著一些共同的「感性」,並希望能夠將兩造融合。就像在《UNK》中,我既進行媒介實驗,亦同時致敬史匹柏,希望在一部作品裡,呈現兩種不同質地——實驗性與娛樂性——互相對話而產生的張力。

《UNK》。

《UNK》

 

Q: 想必導演也是資深影迷,除了梅里葉與史蒂芬.史匹柏外,還有其他特別影響你的導演或作品嗎?

當然,梅里葉與史匹柏的創作年代相距甚遠,在二者作品之間,我非常喜歡歐陸電影,其中,柏格曼 (Ingmar Bergman) 和費里尼 (Federico Fellini) 對我產生最為深刻的影響。這兩位導演隸屬不同美學流派與社會脈絡,創作所呈現的樣貌及電影哲學也不盡相同;然而,我認為他們對影像美學皆有著異於常人的執著,其講究程度可以細膩稱之。當然,他們與好萊塢式的敘事美學,或許難以相接;但我正是在某次閱讀史匹柏的資料時,發現柏格曼是他在學生時代最喜歡的導演,因此才對他萌生興趣,實際觀看後也深深愛上他的作品。

順帶一提,剛剛提到的實驗片創作,其實也和史匹柏有關。我聽聞他在學生時期曾製作許多實驗性質的影片,不過,後來便往娛樂路線走去。這亦是我在高中時期,便開始嘗試實驗創作的原因。

英格瑪柏格曼

英格瑪柏格曼

 

Q: 成蹊高中電影研究社可以說是導演的創作搖籃,我很好奇當時社團除了拍片外,還會進行什麼活動。

當時我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閱讀劇本,同時,也會嘗試撰寫故事。事實上,社內選擇拍攝題材的方式,便是要求所有有意執導電影的社員,遞交自己獨立撰寫的劇本,並在評選投票後,擇出最終獲選者。一旦獲選,其他社員便會協助那位導演拍攝作品;而我的劇本則是在高二時才被選上。換言之,高一時我主要從事的是技術相關活動,以劇作工作人員的身分和學長姐們學習導演以外崗位的工作。我認為這是非常寶貴的經驗,也從中獲得了許多書本未必載明的實務知識。

另外,我們也會欣賞其他導演的作品,亦將社團協力完成的作品投遞至電影獎項。我的作品也有參與,並意外地得獎了。事實上,當時我並不覺得自己的作品很好,改善與進步的空間多如牛毛;不過,沒想到居然受到獎項的青睞。當時評審團成員之一,是世界知名的導演大島渚,他非常鼓勵我的創作,而正是這份鼓勵,讓我更加堅定未來要成為一位電影導演。

總的來說,我在高中時期總共有三部作品得到電影獎,分別是《FANTASTIC★PARTY》(1978)、《UNK》和《HIGH-SCHOOL-TERROR》。得獎的經歷讓我也累積了一點名氣,使得後來進入大學後,更順利地找到一起創作的夥伴,同時,也確立了大學時期便以電影導演的身分開始工作的職涯。

大島渚

大島渚

 

Q: 我注意到你早期的 8mm 作品,大多由「MODERN SOUL FILM」發行。

是的,「MODERN SOUL FILM」是我自己成立的品牌。當時除了從事商業相關的案件拍攝外,我也保持個人的創作產出。我希望能夠將二者區分開來,以免大家誤會我的創作路徑,因而才設立了這個行號。同時,因為已以導演自居,眾人也將我辨識為導演,為了區分「為他人」和「為自己」而拍的作品,成立「MODERN SOUL FILM」有其必要。實務上,如果一部作品是由我原創的劇本/故事延伸而成,它便會被歸類在「MODERN SOUL FILM」底下;反之,則以製作方的安排為主。

 

Q: 你在大學期間便已出道,這與當時日本電影圈強調的師徒制有些不同。

你說的沒錯,當時若想成為一位導演,最常見的路徑是在某個大導演底下工作,磨練一段時間後,才能獲得「獨當一面」的機會、以導演自居。不過,由於我在高中時期便已開始創作,加上取得一些成績並將這份量能延續至大學,因而我不認為自己還需要依循此一模式。

另一方面,當時已經成為「導演」的創作者,通常不太拍攝電影以外的作品,亦較少使用膠卷外的媒材,他們大多強調某種「正統」路線。然而,對此我並不設限,當時,錄影帶作為新媒體,其實是非常有趣的,我也使用這個媒材拍攝了一些作品。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的選擇與創作,很不像是電影導演,但其實我從來不覺得這個頭銜有其必要——事實上,比起導演,視覺藝術家(ビジュアリスト)更接近我心中理想的角色。因此,媒材的實驗與創新,對我來說是理所當然且非常值得嘗試的。

手塚真

手塚真

 

Q: 過去你曾多次將手塚治虫與其他漫畫家的作品改編為電影,想必對「改編」有著深刻的理解。請分享你對「改編」一詞的想法。

對我來說,改編是一件極具挑戰性的任務,創作者要做的,不只是呼應原作內容,更需要將自身閱讀之所想所感內化至創作中,並在實踐——無論使用膠卷或其他媒介——時體現此點。同時,「表述自我」之餘,亦須兼顧原作讀者與粉絲的心情,這是對他們以及原作的尊重,因而創作者必須將自己的想法拿捏在不被讀者討厭的範圍中。

其實,在我心中,「改編」一詞或許不該叫做「改編」——畢竟「改」字暗示了某個原件的存在必然,及其不可挑戰的優越位置;但我認為在被稱為「改編」的創作過程中,創作者經歷的,更像是將自己腦海中浮現的事物與畫面,捕捉並加以具現的過程,因此它也帶有不少「自」編的色彩。

另一方面,改編也牽涉現實與技術條件。比如過去我曾受託將父親的作品《怪醫黑傑克》(ブラック・ジャック,2004-2006)改編為電視動畫。漫畫中,因為對開刀行為有著細緻的描繪,畫面因此出現大量血腥元素;然而,電視有電視的法規,同時,考慮到觀眾的接受度,其實直接移植原作充斥血液的橋段並不可行,必須思考別的方法。可是,如果完全移除這些佔據作品重要位置的橋段,原作粉絲肯定會十分失望,因而改編的策略,實際上是在現實條件與粉絲期望之間拉鋸斡旋。最終,我想到的解決辦法,是透過各種鏡頭設計,在保留手術橋段的同時,規避直視出血畫面的橋段,這或許是能夠從實務觀點闡釋「改編」的案例之一。

《怪醫黑傑克》。

《怪醫黑傑克》

 

Q: 你的作品時常出現致敬與改編的要素,可以說,這是兩種與原作發生不同互動情狀的行動。你怎麼看待此二關係?

過去致敬史匹柏和好萊塢,是因為我想知道他們如何建構出如此引人注目的影像世界。此處的「建構」,指涉的是技術層面,包括如何拍攝、剪輯等基本架構。彼時,作為一位新手導演,我面對的首要課題,是如何將心中所想的事物,實際表現給觀眾。由於我的想法大多非常曖昧,因此這個轉化,或者說,重新組織的過程,其實非常具有挑戰性。這也是為何我師法好萊塢,其提供了很明確的框架,而我在分析過程中,確實找到一些能夠實踐的面向與方法,因此可以說,我創作中的「致敬」,大多歸屬於技術層面的討論。

另一方面,改編,誠如前述,較與觀點層面有關。舉個例子,前幾年我將父親的《迷幻少女》(ばるぼら,1973-1974)改編為電影《手塚治虫迷幻少女》(Tezuka’s Barbara, 2019),原作其實已經充滿奇想、詭譎的筆觸,而我也深受這樣的敘事風格所吸引。因此,拍攝電影時,我決定將過去創作的實驗精神,納入作品中。即便表現方式有所不同,但關鍵是我希望讓漫畫與電影皆帶有撲朔迷離的氣質。換言之,此處的改編,同樣是將閱讀原作過程中,最打動我的元素加以轉化,這何嘗不是一種帶有「自」編色彩的「改編」呢?

《手塚治虫迷幻少女》

《手塚治虫迷幻少女》

 

Q: 你目前仍持續進行相關創作嗎?

事實上,直至今日,我仍持續拍攝實驗電影,並已累積約七十餘部作品。與敘事長片相比,此種作品製作規模較小,且以精簡人力便能完成創作,因此我時常在長片製作期間,利用空檔拍攝這樣的作品。比較可惜的是,目前還沒有適當的機會公開這些短片,期待未來有機會和觀眾們分享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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