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視覺文化研究室 張晉瑋
墓碑、遺體、臨終，造墓、修復、入殮，終日與死亡為伍的工作者們，如何披著陰風行走人間？位處生者世界邊緣的人們，又是如何看待生死？近日，台灣出現了兩件關於死亡的作品——《百夜縫生》(2022) 和《Afterlife》(2022)。表面上，其無疑關乎往生、聚焦亡者；然而，在凝視著與死者打交道的過程中，二位導演亦發掘了種種關於「生」的質地。
在此，生與死不再是對立互斥、矛盾分裂的情狀，而是一體兩面、互涉交融的共謀者。本文邀請導演薛若儀和黃聖鈞，分享其創作脈絡與求學經歷，一同描摹通往作品的思考與田野路徑。
從《百夜縫生》到《Afterlife》，可以發現作品主要圍繞在殯葬、死亡相關議題，想先請導演分享選材的契機。
薛若儀（以下簡稱薛）：最一開始是因為，當時我正在就讀南藝大（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每一年的學年製作課，都需要產出一支作品。我和聖鈞構想題目時，一位學長曾介紹「南山公墓」給我們，這算是我第一次知道這個地方。後來，在蒐集資料時，我們對當地的文資保存問題很感興趣，問了一些臺南在地朋友，發現許多人家中都有長輩埋在南山公墓，這讓我更好奇究竟這個地方的歷史與文化脈絡為何，也想以此作為拍攝主題。最後，在各種巧合下，南山公墓的造墓師和因緣際會認識的修復師變成了我們聚焦的方向。
能否聊聊最初的田調情況，以及最終選定修復師和造墓師為主角的原因？
《百夜縫生》
薛：先談《百夜縫生》，最後選定修復師為主題，源自田調期間的機遇。當時，我常常在南山公墓晃來晃去，因而碰到很多在那邊工作的造墓師或是撿骨師。某次，我在路邊纏著一位正在撿骨的阿姨聊天，當時她可能很想擺脫我，就說：
「不然我介紹妳給我們老闆認識。」
沒過多久老闆就出現了，在驗收工作之餘也和我聊了一下拍攝題材，聊完後他說他可以幫我介紹一位很厲害的化妝師，而她，就是後來片中的主角萍姐（筆者註：萍姐全名為鄭文萍，實際上是一位大體修復師）。
一開始，我以為化妝師真的就是負責化妝，但後來她帶我去修復現場，我問她說今天要做什麼，她表示今天要修復生前患有口腔癌的大體，不會有化妝的部分，只有修復。這時我才發現，原來萍姐的工作和我想像的不太一樣。當天她主要負責處理大體鼻子以下被癌細胞侵蝕而需要清創的部位，必須把只剩骨頭的部分修復回看似有肉、蓬蓬 (phōng-phōng) 的臉。這是我第一次和萍姐接觸，後來我們拿到能夠製作八分鐘短片的預算，在構想題目時我就想到這個魔幻的修復現場。現場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嚴肅，反而非常熱鬧，完全超出我對這個產業的想像。最後便決定試試看，把萍姐變成一個題目拍下去，直到完成。
《百夜縫生》
《Afterlife》的部分，會選擇造墓師其實算是巧合。起因是在某次田調時，團隊一行人，包括我、聖鈞和我們的攝影金建宇，一起報名南山公墓文史保存團體主辦的走讀活動。在那場活動中，我們和造墓師金太郎有了一面之緣。有趣的是，金太郎其實並不是工作人員或受邀講者，只是恰好在墓園工作，被同一時段在進行走讀活動的我們遇到，後來就順理成章地為我們講解墓園的事情。
我們認識金太郎之後，便想將這位有趣的人物變成碩一的學期作品，但由於後來 (2021) 馬上遇到三級警戒，當時金太郎已經年近 80，為了安全起見我們決定暫停拍攝。但後來幾個月後，金太郎去世了，而我們是一直到他過世一年之後 (2022)，才真的完成這部片子。
二位都是從政大新聞系畢業，後就讀南藝大音像所的導演。學院的訓練是否開啟了兩位對紀錄片的興趣？
薛若儀。
薛：其實啟蒙我的，可能不是大學內的課程，而是大學時與另外三位朋友一同拍攝紀錄片和接案的經驗。最一開始會碰到紀錄片拍攝，是在大一升大二的暑假。當時新生大多會參加各種營隊，但我們沒有；反而是結識政大一位具有人類學背景的馬來文老師王麗蘭，和他一起去馬來西亞華人社區進行為期一個月的田野訪調，並合作拍攝人物紀錄片。
事實上，我們參與的那年變為台科大和政大合作，前者協助當地產出文創相關物品，後者則負責影像相關工作。我大概提一下那個社區的背景，那是一個位於霹靂州，名為務邊 (Gopeng) 的地方。務邊是產錫礦的華人小鎮，後來因礦產沒落而轉為老人社區。而老人社區自然會有人口結構的問題，因此當時的計畫其實是和當地文史館合作，希望可以建構在地故事與文化歷史，讓華人住民能夠看見自己的歷史故事。
在那次經驗中，也許是因為老師也是人類學背景，從頭跟著他做田野，對我來說是很文化衝擊的。因為，我覺得我們這個世代比較不擅長跟陌生人講話，甚至是敞開心扉。但在田野現場，不管你是內向或外向的人，都需要某種程度地展露或暴露自己。一個月裡，其實花很多時間在質問自己，每天收工檢討的都是：為什麼我沒有想到問對方這個問題？為什麼在碰到某些問題時會退縮？這些會回到自身經驗的問題，也幫助我們在那一個月中更加認識自己。
可以說，這一個月的經驗影響我很深，因為我們真的是從什麼都不知道，從頭開始蹲點，一路到各自能夠產出一支紀錄短片。
黃聖鈞。
黃聖鈞（以下簡稱黃）：和若儀不同，我算是繞了一圈才回來拍攝紀錄片。最一開始，我因為新聞系的必修課程大學報，而擔任影音記者，並在修課期間完成了2-3支動態影音專題。當時做完後對影音專題充滿興趣，想著未來有一天，不管是文字或是影音，我想繼續做更具深度的專題報導。原先我是以這個經驗，去想像未來工作的方向，但後來因為大二升大三去業界實習時，發現媒體業不是我想像的那個樣子，因此就沒有往這個方向走了。
大概在同一時期，我也和廣電系的朋友們一起拍片，累積了一些經驗。所以畢業後，其實我是先和新聞系的學長們一同成立影像工作室，拍攝各種劇情短片、廣告，直到現在。不過，到了 2019 年時，工作上陷入了瓶頸，我感覺自己沒有吸收到什麼，進步的幅度也慢慢下降，因此才萌生了就讀研究所的念頭。而當時我想選一個離自己熟悉的地方（台北）更遙遠的城市，最後選擇了南藝的紀錄所，並在修讀期間開始重新接觸到紀錄片相關知識，包括紀錄片史以及南藝有著豐沛資源的家庭電影。
這樣聽起來，若儀的田調經驗不只來自校內的訓練，也和外部的活動有關。能否聊聊學院的田調訓練和自身經驗的差異？
薛：我首次接觸到田野調查是剛剛提到的華人社區計畫，屬於比較實務面、做中學的訓練。而在南藝，我接觸到的老師比較不會強調特定的方法，或者說，比較不屬於方法論派。老師們傾向提供學生一些概念，讓大家能夠在摸索的途中慢慢建構出自己對田調工作的想像，並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形狀。
回到作品，《百夜縫生》的英文片名「Relife」和《Afterlife》都以「life」為後綴，而即便兩部作品都圍繞著死亡，卻也能從中同時瞥見些許「以死回應生」，或者說，透過處理死亡來討論、關注生者的橋段。能否請導演分享創作和「生」之間的關係。
《Afterlife》
薛：這應該是有人第一次問我們「生」的問題（笑）。通常，大家都會問對於死亡、往生等關於「死」的想法；但我覺得兩部作品處理的不只是死亡，我們拍到最後，其實更想談的是主角們是怎麼「活下去」的。一開始，我只是很好奇，從事著離死亡如此靠近的職業，這些工作者究竟在想什麼，又在做些什麼？可是拍到後面，我看到的不只是面對、處理死亡的態度，更是種種關於「求生」的姿態。比如萍姐，她其實是求生意志非常強烈的人，一直想著要用各種方式活下去。她明明非常疲憊，身心靈也已不堪重負，但她還是掙扎地想著如何生活。這份執著，不論是對他人生命，或是對自我生存，都非常打動我。
同樣的，金太郎也有自己對生命的執著，他堅持要土葬在他工作了半輩子的南山公墓。雖然因為法規的原因，他沒辦法如願達成；但這份執念，驅使我想讓金太郎能夠完成遺志，繼續活在這個與他的人生經驗有著緊密連結的南山公墓，因此最後我們盡己所能，讓金太郎的影像，能夠在此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