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代電影史而言，昆汀塔倫提諾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導演之一。從《黑色追緝令》到《從前，有個好萊塢》，被譽為鬼才的昆汀，為電影敘事與美學帶來一股活水，僅用九部電影就奠定自己於影壇的大師地位。這些年來，昆汀的十部電影宣言，蔚為影壇最津津樂道的話題。
在我們等來他宣稱的收山之作之前，昆汀出版的這本《狂野電影史》，令我們想起，投身電影產業之前，昆汀只是一個熱愛電影的錄影帶出租店店員；同時也讓我們想到，那部謠傳被棄置的第十部電影《影評人》。非科班出身的他，憑藉著對電影的狂熱，如同海綿一般，貪婪地從各種媒材汲取而來的電影養分。現在，《狂野電影史》推出了中文版，昆汀透過文字，帶我們回到他還是小小影迷的 70 年代，一窺這些滋養他的電影面貌。
以下擷取自《狂野電影史：跟著昆汀．塔倫提諾飆電影》第一章
小昆汀看大電影
一九六○年代末、七○年代初，座落於洛杉磯的「蒂芬尼戲院」（Tiffany Theater）是具有獨特文化資產的地標。這個戲院置身於好萊塢林立的眾多電影院當中，但是特色鮮明。首先，它並不位於好萊塢大道（Hollywood Boulevard）。在好萊塢戲院群中，只有「圓頂戲院」（Pacific Cinerama Dome）傲立於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和藤街（Vine Street）的交叉口，其他大戲院都位處老好萊塢遊客最後的避風港──好萊塢大道上。
大白天裡，好萊塢大道上遊客熙熙攘攘，他們參觀好萊塢蠟像館，低著頭走過星光大道（Walk of Fame），細數腳下經過的明星大名〔看哪，老婆，艾迪．坎托（Look Marge, Eddie Cantor）呢。譯按：Marge是很普通的鄉下女人名字，艾迪．坎托是一九三○、四○年代老牌藝人〕。好萊塢大道吸引了所有的遊客，這裡有聞名世界的中國戲院（Grauman’s Chinese Theatre）、埃及戲院（Egyptian）、派拉蒙戲院（Paramount）、潘特吉斯戲院（Pantages）和時尚戲院（Vogue）等。然而，一到日落，遊客們紛紛回到下榻的假日飯店， 好萊塢大道便立刻被屬於夜晚的人們佔領，變成「怪奇好萊巫」（Hollyweird）。
不過，蒂芬尼戲院不僅位於日落大道，也在拉布雷亞街（La Brea）以西的日落大道上，這一區是日落大道西段（Sunset Strip）。
所以，這有差嗎？
差別可大呢。
在那個年代，古典好萊塢的懷舊情緒大肆席捲這片地帶。勞萊與哈台（Laurel and Hardy）、菲爾茲（W. C. Fields）、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卡洛夫（Boris Karloff）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金剛（King Kong）、珍．哈露（Jean Harlow）與亨佛萊．鮑嘉（Humphrey Bogart）的畫像、圖畫和壁畫隨處可見〔這時間點也是伊蓮．哈夫拉（Elaine Havelock）著名迷幻海報風行的年代〕。特別是在好萊塢中心區（拉布雷亞街以東）。然而，一旦你沿著日落大道往西開車過拉布雷亞街，這條大道就變成了「日落大道」，從老電影發展出來的懷舊好萊塢逐漸消失，這區的好萊塢變成了嬉皮夜店的集散地，年輕文化取代了古典好萊塢。充斥在這區的搖滾夜店（Whisky a Go Go, London Fog, Pandora’s Box），讓「日落大道」名噪一時。
就在這塊搖滾夜店區，本．法蘭克咖啡店（Ben Frank’s Coffee Shop）的對面就是蒂芬尼戲院。
蒂芬尼戲院不會放映像《孤雛淚》（Oliver!）、《國際機場》（Airport）、《萬世師表》（Goodbye, Mr. Chips）、《飛天萬能車》（Chitty Chitty Bang Bang）、《金龜車》（Love Bug）這類的電影，甚至也不會放《霹靂彈》（Thunderball）。蒂芬尼是《浮士托音樂節》（Woodstock）、《變調搖滾樂》（Gimme Shelter）、《黃色潛水艇》（Yellow Submarine）、《愛麗絲餐廳》（Alice’s Restaurant）、《安迪．沃荷的垃圾》（Andy Warhol’s Trash）、《安迪．沃荷的科學怪人》（Andy Warhol’s Frankenstein）以及勞勃．道尼（Robert Downey）的《龐德》（Pound）等電影的老家。
這些電影都是蒂芬尼戲院會放的片子。雖然蒂芬尼不是洛杉磯第一家放映《洛基恐怖秀》（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的戲院，甚至也不是第一家固定放映午夜電影的戲院。但從這部電影後來成為電影史的傳奇來看，蒂芬尼戲院是第一個真正讓《洛基恐怖秀》現象全面爆發的地方──這裡的觀眾會扮裝前來戲院赴會，台上有配合電影劇情的表演、恐怖驚悚短片的放映、主題之夜等。整個七○年代，蒂芬尼一直是反文化藥物電影的大本營。有些片子成功了〔法蘭克．扎帕的《兩百家旅館》（Frank Zappa’s 200 Motels）〕，有些卻不然〔佛雷迪．法蘭西斯（Freddie Francis）導演、哈利．尼爾遜（Harry Nilsson）與 林哥．史達（Ringo Starr）主演的《吸血鬼之子》（Son of Dracula）〕。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一年間出現的反文化電影，無論品質好壞，都令人興奮雀躍。這類電影需要觀眾群聚一起看，最好嗑藥嗑到嗨再看。不過很快地，蒂芬尼風光不再，因為一九七二年開始出現的嗑藥電影（niche marke）已是小眾電影市場的後期了。
如果蒂芬尼戲院有個最輝煌年代，那就是一九七○年。
在這一年，我剛滿七歲，第一次去蒂芬尼戲院看電影，當時我媽（康妮）和我的繼父（科特）帶我去了一場雙片聯映（Double Feature）──約翰．艾維森（John G. Avildsen）的《喬》（Joe）和卡爾．雷納（Carl Reiner）的《爸爸去哪兒》（Where’s Poppa?）。
等等，你在七歲時就看了《喬》和《爸爸去哪兒》的雙片聯映？
不要懷疑，我看過。
那是一次難忘的觀影經驗，因為我是在這個當下回溯這段記憶，但是對於當時的我，那次經驗並不算文化衝擊。如果依據作家馬克．哈里斯（Mark Harris）的時間表，新好萊塢革命開始於一九六七年。所以，我最初去戲院看電影那幾年（我出生於一九六三年）正好是革命的開始（一九六七年），
電影革命戰爭（一九六八—六九年），以及革命戰爭勝利的那一年（一九七○年）。這一年，新好萊塢正式取代舊好萊塢。
艾維森的《喬》在一九七○年上映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顯然受到這部片的影響〕。可惜的是，在過去的五十年間，這部衝擊力超強的電影已漸漸被遺忘了。這部片講述了一位煩惱的上層中產階級父親〔由丹尼斯．派崔克（Dennis Patrick）飾演〕，在當時的嬉皮藥物文化風潮中，他失去了女兒〔蘇珊．莎蘭登（Susan Sarandon）飾演，這是她的銀幕處女作〕。
派崔克來到女兒與她廢物吸毒男友合租的骯髒公寓，後來打爛了他的頭（當時女兒不在場）。他孤坐在一家小酒館，思考他剛犯下的暴力犯罪時，碰到了一個名叫喬的種族主義、嗓門特大的藍領工人〔由彼得．波爾（Peter Boyle）飾演，演出非常精彩〕。剛下班的喬在酒吧坐下來喝啤酒，開始對嬉皮、黑人和一九七○年代的社運份子，大聲咆哮，喊著「不喜歡美國就滾蛋」（America, love it or leave it）。在這個勞工階級出沒的小酒館裡，根本沒有人要鳥他（酒保甚至對他說，而且顯然不是第一次：「喬，你鬧夠了吧！」
喬的呢喃自語，最後感慨地吐出一句：「應該有人把他們（嬉皮）都殺了」。嗯，派崔克剛殺了一個這樣的嬉皮，他默默地在酒吧裡懺悔，只有喬聽到了他的心聲。
接下來是兩個不同階級男性之間詭異的對立，彼此間也產生一種共生關係。他們並非完全是朋友（喬其實在趁機敲詐這位痛苦的父親），但在一種帶著黑色幽默的扭曲過程中，他們真的變成朋友。
這位德高望重的中產主管階級男性，肯定了這位底層階級，鬼吼鬼叫的藍領髒鬼的法西斯咆哮。
喬彷彿想利用敲詐來脅迫派崔克加入自己這一國，他分享了這位殺人者的黑暗秘密，從某方面來看，也共同承擔了殺人罪責。如此的機制作用，釋放了藍領階層的慾望和壓抑，也抹除了上層文化人的罪惡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目的性的正義。最後，這兩個男人配戴自動機關槍，在一個悲劇性的、具有諷刺意味的定格畫面中，父親處決了自己的女兒。
這片子很厲害吧？你一定也同意。
但是，我如此這般劇情描述，根本無法表達這部片有他媽的多好玩。
《喬》是一部殘忍、醜陋、暴力的電影，一部以探討美國階級為核心的黑色喜劇，其中帶著一絲諷刺，也帶著一份野蠻的惡趣味。片中呈現的藍領階層、中上階層和年輕人文化，都用惡質的角色來象徵（片中的每個男性都是討人厭的白癡）。
從今天的角度，把《喬》定位成黑色喜劇，可能有所爭議。但是這部片剛上映時，絕對不是如此。我當時看完了《喬》，馬上把這部片晉升為我所看過最慘烈的電影（這個地位，一直到四年後我看了《左邊最後那棟房子》（The Last House on the Left）後才跌落排行榜）。老實說，這片子最讓我毛骨悚然的部分，是片子一開始兩個毒蟲居住公寓的髒臭。它真的很讓我反胃〔即使《瘋狂雜誌》（Mad Magazine）惡搞毒蟲公寓的誇張呈現，也讓我感覺有點不舒服〕。然而在一九七○年，蒂芬尼戲院的觀眾剛開始看這部片時都很安靜。
不過，當丹尼斯．派崔克走進小酒館，彼得．波爾扮演的喬一出場，觀眾就開始爆笑了。成年觀眾馬上從帶著厭惡情緒的沉默，一秒變成高昂的終極興奮。我記得幾乎喬所說的每一句屁話，都把觀眾搞到爆笑。那是一種高層次的笑；他們在笑喬。但他們是也是與彼得．波爾一起笑，波爾帶著自然的原力，融入了整部電影。才華洋溢的編劇諾曼．韋克斯勒（Norman Wexler）為他寫了一堆超誇張的台詞。而波爾的喜劇演出，舒緩了這部片的單調醜陋。
喬並沒有因此變得比較討人喜歡，但他確實把大家逗樂了。
艾維森結合彼得．波爾的超級喜劇演出，加上這場殘酷野蠻的垃圾戲，調配出一杯混合了屎尿的雞尾酒，一種讓人覺得很煩的美味。
喬說出來的滿嘴幹話令人崩潰。就像幾年後的《鬼馬雙警》（Freebie and the Bean）一樣，觀眾或許會因為自己笑了出來而感到罪惡，但是我要告訴你，他們就是笑了。即使年僅七歲的我也笑了。那並不是因為我聽得懂喬在說什麼，或者是我很欣賞諾曼．韋克斯勒的對白。我所以會笑，原因有三：第一，整場戲院的成年人都在笑。第二，即使是我，也進得去波爾表演的喜劇氣氛。第三，喬一直在謾罵，對於一個小朋友，看到一個好玩的人亂罵一通，簡直好玩死了。我記得當那場酒館戲的笑聲開始稍微平息下來時，喬從酒吧凳子上一躍而起，走去點唱機，丟了些硬幣進去。他一看到點唱機上的歌單（我猜）都是黑人靈魂音樂，馬上開始大吼：「媽的了，連他媽的音樂都被他們搞爛了！」蒂芬尼戲院內的觀眾，馬上爆出更大更猛的笑聲。
但酒吧戲結束後，丹尼斯．派崔克和他的老婆去喬家裡吃飯之後的某個時刻，我睡著了。我因此錯過了喬和他的新信徒大開殺戒，狂砍嬉皮的整場戲。對此，我媽深感欣慰。
那天晚上開車回家的路上，我記得媽媽對科特說：「我很高興昆汀在電影放完之前就睡著了。我不想讓他看到結局。」
坐在後座的我問道：「結局發生了什麼事？」
柯特對我補充了我錯過的情節：「嗯，喬和那個父親最後開槍殺死了一堆嬉皮。一陣混亂中，父親最後殺死了自己的女兒。」
「電影一開始的那個女嬉皮？」我問。
「是的。」
「為什麼他要殺死她？」我問。
「嗯，他不是故意要殺她的」他告訴我。
然後我問：「他很難過嗎？」
我媽接話說：「是的，昆汀，他非常難過。」
好吧，我可能睡過了《喬》的後半段，但是電影結束，燈光亮起，我就醒過來了。不一會兒，蒂芬尼雙片聯映的第二部片開始了，那是一部更誇張的喜劇：《爸爸去哪兒》。
當喬治．席格（George Segal）套上大猩猩衣服，露絲．戈登（Ruth Gordon）一拳打在他的蛋蛋上，這部片就已經征服了我。
在那個年代，喜劇的最高境界莫過於一個穿著大猩猩衣服的人，而唯一比這更有趣的，就是一個人被打蛋蛋。所以，一個穿大猩猩衣服的人被打蛋蛋，應該就是喜劇的天花板了。不用說，這部電影就這樣一路歡鬧下去。雖然時間已經很晚，我還是把這部電影看到最後。
自從那次之後，我再也沒有把《爸爸去哪兒》整部片看完。但許多視覺上的瞬間，已經深深刻印在我的腦中，無論當時我是否真的看懂了。
羅恩．萊布曼（Ron Leibman）扮演喬治．席格的弟弟。他被黑人壞蛋一路追著穿過中央公園。
羅恩在電梯裡赤身露體，站在旁邊的女人欲哭無淚。
當然，最讓我震驚的時刻（從觀眾的反應來看，其他人也是如此），就是露絲．戈登一口咬住喬治．席格的屁股。
我記得當壞人在公園裡追羅恩時，我問媽媽：
「為什麼那些黑人要追他？」
「因為他們在搶劫他。」她說。
「為什麼他們要搶劫他？」我問
然後她說，「因為這是一部喜劇，而他們只是在搞笑。」
就在那一刻，我生命的字典中開始有了嘲諷的概念。當時，我年輕的父母經常去看電影，而且都會帶我一起去。我想他們原本大可找個人來解決我（通常都是交由我的祖母桃樂蒂來照顧我），但他們卻願意讓我當跟屁蟲。不過，他們肯讓我當跟屁蟲的一大原因是，我知道什麼時候該閉嘴。
在白天，我可以當一個正常的（討人厭的）小孩。就像大部分的小孩一樣，問一堆笨問題，耍孩子氣，耍無賴，耍自私。但是，如果他們晚上帶我出去，去一家高檔餐館，或者去酒吧（有時他們會帶我去，因為科特在鋼琴吧演奏），或者夜店（他們也常帶我去），或者看電影，甚至與另一對夫妻來個四人約會，我就會心知肚明，這時我應該進入大人模式。如果我想在大人模式裡混，我的小屁股最好繃緊一點。基本上，這就是說你不能再問笨的問題，也不要誤以為你是這晚上的主角（並不是）。大人們在那裡聊天打屁，說說笑笑，開開玩笑。我所能做的是就是閉上嘴巴，讓大人們玩他們的，不要耍孩子氣干擾他們。我知道沒有人真正關心我對於剛剛看完的電影（除非電影很可愛）的看法，或者對這一晚上的感想。倒並不是說如果我違反規則，就會受到嚴厲處罰。但是我得到的指令，就是表現得成熟乖巧。因為，如果我像個幼稚的討厭鬼，我就得留在家裡與保母過一晚。而他們則出去大玩特玩。我不想待在家裡！我想和他們一起出去玩！我想進入成人模式！
在某些方面，我就像一個兒童版的「灰熊人」（Grizzly Man），我在夜晚偷偷觀察大人們的自然棲息地。對我來說，閉上嘴巴，睜大眼睛，打開耳朵，就是我的最佳方針。
這，就是小孩不在場的時候，大人所做的事情。
這，就是成年人的社交行為。
這，就是他們在一起說話說的東西。這，就是他們愛做的狗屁事。
這就是他們覺得有趣的狗屁東西。
我不確定這會不會就是我媽的意圖，然而，他們正是在教育我在成人世界如何與人互動。他們帶我去看電影，我的責任就是坐著看電影，無論我是否喜歡這部電影。
是喔，那些大人們看的電影，有些片真他媽有夠讚！
《外科醫生》（MASH）、《荒野大鏢客三部曲》（Dollars Trilogy）、《血染雪山堡》（Where Eagles Dare）、《教父》（The Godfather）、《緊急追捕令》（Dirty Harry）、《霹靂神探》（The French Connection）、《俏冤家》（The Owl and the Pussycat）和《警網鐵金剛》（Bullitt）。然而對一個八、九歲的孩子來說，有些片真是他媽的無聊。《獵愛的人》（Carnal Knowledge）？《女狐》（The Fox）？《絕代美人》（Isadora）？《血腥的星期天》（Sunday Bloody Sunday）？《柳巷芳草》（Klute）？《花落遺恨天》（Goodbye, Columbus）？《模特兒店》（Model Shop）？《狂婦日記》（Diary of a Mad Housewife）？
但是我知道，當他們在看電影時，沒有人會在乎我是不是也覺得很有趣。
我確定我以前一定說過這樣的話：「嘿，媽，這好無聊。」我也確定她一定回了我一句：「聽好，昆汀，如果我們晚上帶你出去玩，你不給我好過，下次我們就把你留在家裡（和保母一起）。如果你比較想待在家裡看電視，而我和你爸爸出去玩，玩個爽──沒問題──我們下次就看著辦。你自己衡量一下吧。」
好吧，我決定了。我要和他們出去。
規則一：不要當個討厭鬼。
規則二：看電影時不要問笨問題。
也許電影開始放映時還可以問一、兩個問題，接下來，我就得自求多福了。有任何問題，都必須等到電影放完之後才能發問。大部分的情況下，我都能遵守規則。雖然也有例外。有時我媽和她朋友會講起他們帶我去看《獵愛的人》的趣事。亞特．葛芬柯（Art Garfunkel）費盡心機說服甘蒂絲．柏根（Candice Bergen）和他做愛。他們之間的對話長這樣：「來吧，我們來做吧？」「我不想做。」「你答應過我你要做的？」「我不想做。」「其他人都在做。」
然後，我用我九歲男童最尖的嗓音，大剌剌地問：「媽……他們想做什麼？」根據我媽的說法，這句話讓整個戲院的成年人笑到爆開。
還有，我發現《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結局的定格畫面，意義太曖昧不清了。
「發生了什麼事啊？」我記得我有問。
「他們死了。」媽媽告訴我。
「他們死了？」我大叫。
「是的，昆汀，他們死了。」媽媽再次對我確認。
「你怎麼知道？」我機伶地繼續問。
「因為當畫面定格時，就是暗示那個意思。」她很有耐心地回答我。
我繼續追問：「妳怎麼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這是她的回答，但無法讓我滿意。
「為什麼他們不演出來呢？」我再次追問，開始情緒激動了。
然後，她顯然失去了耐心，斬釘截鐵地說：「因為他們不想演！」
然後，我只好壓低聲音，嘀咕著：「他們應該演出來的。」
即使這個結局畫面已成影史經典，我還是認同小時候的我：「他們應該演出來的。」
通常我很了解當爸媽在看電影時，並不是向他們丟問題的好時機。我知道我在看大人看的電影，有些東西我無法理解。但是對於我，要去理解《女狐》中桑迪．丹尼斯（Sandy Dennis）和安妮．海伍德（Anne Heywood）之間的女同性戀關係，並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我爸媽玩得很開心，他們晚上出去玩，我可以和他們在一起，這才是最重要的。我也知道，提出問題的適當時機，是電影結束之後，開車回家的路上。
小孩子讀大人的書，有些詞句他們看不懂。但是根據上下文，根據句子的段落安排，有時他們也可以弄清意思。小孩子看大人的電影，也是如此。
很明顯，有些東西就是超出了你的理解範圍，你爸媽也希望你看不懂。但是有些東西，即使不能完全洞悉它們的意義，我也能體會個中奧妙。
尤其是那種一屋子成年人都會一起大笑的笑話。在一個擠滿成人的空間，我是唯一的小朋友，混在裡頭一起看成人看的電影，那真的是超酷的。當我聽到有人在笑，（通常）我都會猜出那可能是壞壞的東西。有時即使無法領悟，我依然可以意會。